最近但凡有讲到董宇辉和俞敏洪的，我看底下大都在骂董宇辉，要么说他装，要么说他奸，要么说他没文化装有文化，甚至已经到了称他为“文化伪军”的地步。但一年前好像完全不是这样，大家都说他是直播间的清流，说他学识渊博，说话引经据典，也不引导消费，非常吸粉。

为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要理解这个，首先要理解人性，人性就是“我支持跟我更为相似的我的同类，因为他们好就代表我也有机会好，但如果他太好了，那我便要嫉妒他，因为他不再是我的同类，而且他比高高在上的那些人更可恨的是，他是利用了我的支持才做到的”。很多人对李佳琦的态度变化也是一个道理，真的是因为一句“哪李贵了”吗？本质上是各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地证明，李佳琦真的不再是那个可以被贴上“努力”标签的草根了，身份认同已经崩溃了，“哪李贵了”才能成为导火索——就身份认同先崩溃了以后，潜意识里觉得对方跟自己已经不是一路人了，所以才浑身都是G点，所以一说“哪里贵了”，立刻就能被捕捉到。

董宇辉也是一样，原先在跟俞敏洪的battle里，都认为是老俞作为老资本家在欺负初出茅庐的小董，小董看起来面相老实，肯定是被剥削得不要不要的——大家都是打工人，那肯定是老板有问题。但小作文事件一出，小孙直接曝出了小董大几千万的年收入，于是先前共情的顿时破防了——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原先认为“他的身份更贴近自己”所以支持他的人，认为他的飞黄腾达离不开自己的支持，于是就会“反戈”——这是“欠一张电影票”的反向效应。而老俞，则正是这种效应的受益者，因为在“原先就高自己一等的人，和刚刚甩下自己的人”之间，人们更容易接受前者有钱，于是俞敏洪又从万恶的资本家，变成了良心企业家，变成了有知遇之恩的伯乐。

之前的小孙也是一样，一开始对他的评价都是“恶人”，各种欺负小董，道歉还摔手机，但当他真的因为这件事被免职了以后，人们又开始去找他的履历，当发现他是新东方的大功臣，工作能力出色以后，人们开始找补，仿佛要为自己“逼死”了一个人来赎罪——人们有个朴素的愿望，就是不希望强者太强，哪怕他占理，人们也不希望他强，而当这个强者变成了弱者以后，人们就开始同情他，一方面不希望他太惨，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补。所以当发现小孙套现了2个亿以后，人们又开始骂他……很精分的一种状态，本质上就是看不得人好，但又见不得人惨。

这算是我们这里的老传统了，我们歌颂白衣天使，歌颂人民教师，歌颂人民警察，本质上就是觉得他们付出得多，对他们的感谢是一种找补，可一旦发现他们已经在收入上被补偿了，就开始心里不平衡，开始觉得对他们的感谢是没必要的，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金钱的补偿，那他们就谈不上高尚了，以往越是给过心理补偿的，越是对他们不满意——这也是一种找补。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干了啥，只要你获得了很多现实利益，大家就会嫉妒你，你也不再有资格再获得人民群众的掌声。

人们对你这个人的预期，根据你的经历，你做的事，和你的形象，是有一个预期的，你是富二代，你挣了很多钱没人会说什么，但你是草根，你改变的幅度太大，就超过了人们对你预期的天花板想象——也就是当大家觉得“不应该”的时候，就会嫉妒你，就要打你。

所以如果你想不被你身边的人嫉妒怎么办？你得不停地证明自己“配得上”财富和地位，你得拿得出人们认可的那些事情上的成绩。你要是炒币赚来的，那你就是臭炒币的，你就是赌狗，但你要是拿炒币赚来的钱开18家茶饮店，再开18家水果连锁，那哪怕它们都是亏的，人们也觉得你这个人有钱得理所当然，因为你是个“实业家”，尽管这些花不了多少成本。

董宇辉的问题，在于富得快而不够久，富得不够“靠自己”，富得不够有说服力。如果董宇辉已经富了一段时间，如果董宇辉能干点其他事业包装一下自己，只要做了一些人们主观上觉得“应该赚钱”的事情，哪怕投的项目都亏了，做的事情都赔了，只要摊子铺得足够大，最后还剩下的钱，就能被人们认可，因为人们其实是算不清这中间的账，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的，人们只知道这人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有几把刷子，靠自己而不是靠他们的支持也能赚到钱，那他有钱就是天经地义了，就服了，就不嫉妒了。

人设这个东西需要洗，董宇辉刚刚屌丝逆袭，要想有钱得不被妒忌，还差时间，和这一道工序。